往事并不如烟！一九九八年的特大洪灾，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那惊心动魄紧张激烈的抗洪抢险和曲折艰辛的赈灾救灾，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而抢险救灾中经历的一些特别的事和人更是刻骨铭心。
超历史特大洪水，来势汹猛，全县九十六座圩堤有八十七座相继漫顶溃决，全县四十三个乡镇全部受灾，六百一十三个行政村有五百九十二个受灾，全县总人口一百三十万中有一百零四万人受灾，其中五十一万灾民因村庄被淹、房屋冲坏冲倒而在圩堤上临时帐篷内度日，生活极度艰难。
这一年我五十二岁，是我在县委统战部以副部长的职务主持统战部工作的第九个年头，统战部是个既无权又无钱的清水衙门。坦率地说，县领导们的心中从来就没有统战部的位置，他们走错了路也不会走进统战部，所以有的人加三级工资也不愿意到统战部工作，统战部长期缺编少人，平常坚持日常工作、天天上班的只有我和一位比我还大一岁、在统战部工作员的岗位上将近二十年的老同志陈国华。可以想象得到，统战部的工作是如何的艰难。
六月二十九日晚上，我参加了县召开的抢险救灾紧急会议，严峻的灾情让每个有责任感的人都会寝食不安。第二天一上班，电话请示在政协兼职的部长，没有找到人，于是我“擅自”通知了有关方面人士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进行安排部署，并很快起草了以县委统战部名义向全国各地各级统战组织、商会、民主党派、宗教团体、慈善机构发出一百多份灾情报告和不同对象不同内容的求援信函。第三天，经我口头请示县领导允许，我又组织工商联的同志在县城设立了全县第一个募捐站，当天就收到县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捐献的六万元现金、大米、食品和衣物，总计二十余万元。
在我发出的求援信函中，有一份传真是发往南京爱德基金会的。南京爱德基金会是一个在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慈善机构。我曾经两次邀请他们来过鄱阳赈灾。来我县勘灾赈灾的副秘书长谈礼英女士认真负责，态度严谨，一丝不苟，作风朴实，原则性极强。在我县勘灾时，她以古稀之龄，冒着风雨，踏着泥泞，深入灾区，访灾问苦。她不肯要领导陪同，不允许超标准接待，拒绝送礼，她不肯人家称她为“谈秘书长”，只称她为“谈老师”。一九九二年我县遭受雹灾，她第一次来我县赈灾，我参与了接待，当时她问我:“如何能保证爱德基金会的救灾物资到达灾民手中？”我回答说:“我们会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公示，并且做到层层有监督，事事有反馈。”并详细说明如何做到“四公”，她听后很是赞许，很快落实了当年的救灾项目，事后对我的执行情况相当满意。所以一九九五年我县遭受洪灾我致函谈老师，她很快带着助手又来到波阳，赈助了昌洲乡两所学校的重建。
今年的特大洪灾，他们更不会坐视不管。然而，当我的传真发出后第三天，我到江西省委统战部汇报灾情请求援助时被告知，爱德基金会今年未将鄱阳列入援助计划。我一听就急了，我与南京爱德基金会有过多次交道，也算是熟门熟路，我决意跑南京一趟。须知，我出去赈灾是冒着风险的，单位上没有经费，差旅费是自己掏腰包的。如果赈灾有效果还可以向收益乡镇报一点路费，如果赈灾无效果那只有找老婆报销路费了，并且还要遭受机关内不少的白眼和责难。我邀请县宗教局长吴旦新一同前往，两人自掏路费，冒着炎热酷暑，昼夜兼程奔赴南京。我们为了节省开支，在南昌是在老同事黄东风家住了一夜地舖，在南京正遇三十九度的高温，我们不敢住有空调的宾馆，只住二十元一晚的小旅馆。接待我俩的正是我认识的谈礼英老师，我们算是熟人。她认真的听我哽咽着向她讲述鄱阳人民的灭顶之灾，看了我递交的灾情录像盘，她虽然表示同情，却仍然重申了不来鄱阳救灾的计划。语言柔中寓刚，简直没有回旋的余地，不过从她谈话中我得知她将要来江西勘察灾情。这对我来说是一条重要信息，更是存在一线转机的希望。我们不敢在南京逗留，马不停蹄回到县里，我很快与省、市统战部取得联系，请他们随时转告爱德基金会来江西的行踪。情况很快反馈回来了，七月十九日谈老师将到铅山县考察，我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县政府汪自安县长，并要求派一名县领导与我同赴铅山。我与副县长刘根妹在铅山等了一天，到晚上八点，在一家小招待所见到谈老师时，她甚感惊讶和赞叹。但是在谈话中，她仍然没有来鄱阳的意思，当刘副县长汇报了灾情并提出请求后，我只说了一句:“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一不图表现自己，二不可能升官提拔，我只是为鄱阳县百万灾民才来求您啊！”谈老师深情地望着刘副县长和我，显然是有所触动，加上省、地统战部陪同的领导也一再撺掇，她终于答应考察完福建南平后再来鄱阳看看。此后，我一直穷追不舍，电话一次次地通向南平市委统战部。七月二十三日，南平方面终于传来了佳音“请鄱阳县委统战部二十四日到景德镇火车站接人”，接到这个电报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这个关键之行却横生出许多枝节。好不容易向县抢险救灾指挥部要到了一辆车子，准备去景德镇，却传来消息，景德镇至鄱阳的公路浸水，交通中断。通过紧急联系，改为鹰潭接站。就在我驱车前往鹰潭市途中，洪水再次拦断去路。望着被洪水淹断的公路，我急得头皮发麻，急忙在附近村子里找到一个电话亭，联系鹰潭市委统战部，想请他们代为接站，可怎么也联系不上。再过两个钟头谈老师就要在鹰潭下车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滞留在人生地不熟的车站会是什么后果？这一下我真的急得心里发悚，神经紧绷，大脑飞旋。我想到了从鹰潭拐道南昌乘水路可达鄱阳。于是我顾不上许多，拨通了省委统战部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我所熟悉的办公室主任万坚同志。万主任以最快的速度向正在开会的省委统战部梅亦龙部长报告了这个情况，梅部长立即中断会议，指派万坚主任驱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鹰潭。我也立即掉转车头，直开鄱阳码头，改乘晚班船奔赴南昌。第二天早晨，在南昌码头与正欲来鄱阳的谈老师及省委统战部万坚主任不期而遇，我喜出望外，压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下地。我一意执着、穷追不舍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终于让谈老师增加了来鄱阳赈灾的行程。
在鄱阳的一天时间里，按照县防汛指挥部的安排，我陪同察看了两个乡镇。面对滔滔洪水，面对灾难深重的灾民，她落下了同情的泪水，由衷地说了一句:“鄱阳县是我所到之处灾情最重的地区。”于是从爱德基金会紧急备用金中调拨十五万元到鄱阳。这个数字是爱德基金会投入江西首批救灾款的一半，是在没有列入计划的情况下争到的，确实来之不易。
当谈老师在宾馆与县长汪自安、县人大主任徐桂泉见面时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本来没有计划来你们县的，完全是你们县这位胡副部长的精神所感动来的，你们这位副部长真是一位难得的好干部。”陪同谈老师来鄱阳的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万坚主任向两位县領导简单介绍了谈老师来鄱阳的过程后说：“这是你们县老胡努力得来的结果，你们县有这样的副部长真是灾民的幸运，建议你们总结时要给予表彰”。汪县长当即随口应了一句“好啊！”当然，当时抢险救灾正紧张的时刻，汪县长的心思根本不在此中，所以对万主任的话他可能根本没有听进去。谈老师向县领导表明了赈济意向后特别向两位县领导提出：“我们发来的救灾款和物不必通过民政部门，但需要有专人管理。”县人大主任徐桂泉当即表态：“请你放心，这事由我亲自负责。”谈老师很坦率地说：“不，凡是爱德基金会援助的项目都由胡永光副部长负责，他办事很认真，我们相信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发送灾区的大米、棉被我都很认真过细，不敢有半分马虎。按照爱德基金会的意见，十五万元钱全部购买大米，按每户三十斤一个包装，发放给她察看过的古县渡镇、昌洲乡灾民。为了确保不出纰漏，我利用圩堤值班的空隙时间操持了这批大米的整个购买、加工、运送、发放全过程。八月十三日，当古县渡镇和昌洲乡近五千户灾民领到这些大米的时候，无不激动万分，这是这一次洪灾发生后首次领到的救灾物品。当我把分发救灾粮的情况连同照片反馈给南京时，爱德基金会对我的工作相当满意，接着又通知我接受了六百床全新棉被发到古县渡镇和响水滩乡灾民手中。
当谈老师第二次来南昌商谈下一步的赈灾项目时，省委统战部万坚主任来电话到我部办公室，征询我有没有必要再与谈老师见一次面。当时我岳母病危住院，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我正护送岳母剛回到乡下为老人准备后事。当部办公室把万主任的电话告诉我，我真有点两头为难。岳母终身未育，妻子是她带养的唯一的女儿，所以在老人家生命的最后一程，我应该尽子之孝为老人送终，料理后事。可是谈老师再一次亲临南昌安排救灾项目，这又是难求到的机会，绝对不可以错失。权衡轻重，我只好安撫妻子，将岳母的后事拜托给妻子的叔叔，含着眼泪望着床上气息奄奄的老岳母，摸了摸老人家已经失去了知觉的双手，躬身一拜，算是向老人家作别。当我头一天乘夜班船赶到南昌，第二天上午向谈老师当面申述了求援项目后，下午谈老师返回南京，我又匆匆地乘夜班船返回鄱阳，当我疲惫不堪赶到家时，岳母已魂归九天离去十几个小时。这一趟跑得不冤枉，经过我向谈老师当面申请，爱德基金会同意援建一个移民新村（古县渡镇建桥宁家），两个小学（古县渡镇王阳学校、莲山乡潼莲学校））并很快派出了代表（因为她本人连续奔波劳累而生病）赴鄱阳签订座谈纪要。
然而，要想做成一件事真是不容易。因为在我身边就有那种自己不干事，又嫉妒他人做事，居心叵测，绞尽脑汁，背后算计，设置障碍，制造麻烦的人，甚至不择手段抹黑你。就在这个座谈会后，我的同事、也是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的程德标，在座谈会散后，竟然一个人偷偷返回县宾馆爱德基金会代表住的房间，造谣说“爱德基金会援助的大米、棉被都被胡永光一个人搞到自己家里去了，援建的新村、小学都是他自己的家里，建议爱德基金会撤销在鄱阳县的救灾项目，检查胡永光”。企图阻止赈灾项目的落实。爱德基金会的代表听他这样说，当即就向陪同的省委统战部、地委统战部的领导了解核实，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许明秋当即表态：“即使是胡永光将救灾物资和救灾项目搞到他家乡古县渡镇也没有错，古县渡是鄱阳县的重灾区，他又没有下个人腰包！”县长汪自安特意指示县防汛指挥部向爱德基金会发出函件说明：“爱德基金会在鄱阳县所进行的一切赈灾项目都是经过县防汛指挥部根据爱德基金会的意图统一研究进行的，非胡永光个人行为”，这样才解除了爱德基金会的疑虑，援建项目才很快得以落实。
此后，我对一个新村、两所学校的筹建工作，亦步亦趋，跟踪督促，不敢有一丝地懈怠。我及时地将重建进展情况反馈给爱德基金会，爱德基金会根据我的反馈意见，分阶段将基建款打到县委办财会室统战部的帐戶上，我再将款一笔一笔分配到受援助单位，每项工程的进展，每一笔款的收、付单据的查验，我都一丝不苟，不敢大意。在古县渡镇和莲山乡两地的领导支持和协调下，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最后谈老师来我县察看验收赈助的项目时，当地基层干部和老百姓热情地接待了她，感谢她和爱德基金会的救助。谈老师亲眼看见援助的项目即将竣工，亲耳听见灾民对爱德基金会的感谢，她十分高兴，非常满意地对我说：“谢谢你啊，谢谢你帮助我做了很多工作，让我们爱德基金会的工作有了成果！”
江西石城、会昌两县的佛教协会从江西省委统战部的《心桥》杂志登载赵介吉“见微知著灾民情”的文章中看见我救灾的经过很受感动，两县的佛敖协会专门派人送来救灾的大米、衣物，并指名要我接受安排。我按照县防总意见，一车送古县渡，一车送石门街。
在江西省委统战部和上饶地委统战部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特别是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万坚和上饶地委统战部副部长方志清两位领导的自始至终身体力行的参与，赈灾工作还是很有成效：从南京爱德基金会募建了一个新村（古县渡镇建桥宁家）两所学校（古县渡镇建阳、莲山乡潼莲），十五万元钱的大米，六百床新棉被；还有港商援建的么刀石朱家桥小学，从浙江乐清、温州、福建漳州、江西省的会昌、石城等地的宗教组织，江西省工商联和省农工民主党组织募集的大米、衣物、被子、布疋和净水器等等总计逾两百多万元。
在后来的全县抢险救灾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一大批受表彰的名单中，我没有在其列，而省、地统战部将我列为中央统战部的表彰对象。
当时，上饶地委统战部明传电报到鄱阳县委，县委主管副书记周玉成拿着明传电报找部长余运才征询意见，在县政协办公室找不到他，在县委统战部也找不到他，打电话到余运才分工联系的谢家滩镇也找不到他，最后电话打到他家里才联系上，原来，他因为脚疼在家休息。周书记在征询了余的意见后在电报上签出同意的意见，并责成统战部尽快组织材料以县委名义上报。当时统战部只有六个人，其中两个年轻人是刚从乡镇借用来的，情况不大熟悉，还有两个年纪大的老同志写作有些困难，我自己不可能写自己，程德标听说要上报我的事迹材料，便提前下班早退回家了，并且几天没有上班。已经退居二线的原工商联主任赵介吉知道了，他不顾老伴新丧的悲痛，义愤填膺毛遂自荐的揽下了这个活，含着眼泪一个晚上写好，他说:“我是边写边流眼泪，事实清楚感人，写起来根本不困难。”材料报到省委统战部，了解我救灾全过程、并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帮忙的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万坚同志满含深情地连看了几遍。中央统战部颁发的获奖荣誉证书和纪念品是由万坚主任带来鄱阳交给余运才部长转给我的，这本来已经很清楚的事，可是在年终总结干部述职时，余运才从政协来到统战部，煞有介事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板着脸励声问我：“我是部长，你是副部长，抢险救灾受中央统战部表彰的应该是我这个当部长的，怎么搞到你这个副部长头上去了？你是怎么搞的？我怎么不知道？谁让你搞的？”一连串的问话让我又好气又好笑。我当即请县委办公室的秘书胡激文同志找出了那份由周书记签字的明传电报递给余，又听我追述了当时周书记找他的经过，余运才有所回忆，无话可说。可是他又变着话说:“不过有人举报你的事迹材料有假。”我又把赵介吉同志写的文章找出来请他指出那里有假，他翻过来翻过去指着文中“胡永光以其单薄的身体，付出双倍于人的劳累和汗水”说:“这句话说过了头，人家反映你抢险时没有上过圩。”于是我又把记录每天工作的公务员手册和当时的值班记录给他看，上面明明白白记载着那一天谁干什么，清清楚楚记载着统战部第一个上圩堤值晚班、抗击二号台风等每次艰苦的事件无一不是我跑在前，有时甚至是我一个人在单位责任段的圩堤上单独奋战。（可以说，当时整个县机关干部中，像我这样五十多岁在圩堤上奋战的很少很少，值夜班的更是绝无仅有）余运才接过值班记录，以从来没有过的认真态度看了几页再无话可说。其实，余运才并不知道我受奖的真正原因，他确实不知道我在抢险救灾中的艰难过程，完全是听信了程德标的馋言。我当即把正欲溜走的程德标扯到余的面前，指出这完全是程德标背后恶意挑拨，恰恰是程德标在抢险最危急的时刻以脚痛为借口躲在家里不上圩不上班，并且处心积虑干扰、阻挠我在部里的正常工作，开始是反对我出去赈灾求援，继而又暗中在爱德基金会代表面前造谣生事，企图阻挠援助移民新村协议书的签订，后又对我赈灾工作取得效果嫉妒成恨，百般中伤，唆使余运才向我寻事问罪。在事实被揭穿后，程德标死乞白赖低着脑袋不敢说话，余见状也尴尬地无话可说，摆摆手一走了之。
不过，事情并未了结，没过几久，县检察院、县纪委相继来人找我谈话，说有人举报我利用救灾游山玩水、捞取好处、贪污救灾款等罗列了七大罪行，足够判个十年廾年。检察院、县纪委先后到受灾单位的古县渡镇、莲山乡，到加工出售救灾大米的县第一制米厂，到接转救灾款的县委办公室财务室查帐，没有查出半分钱的问题。公道自在人心，一米厂的财会人员如实地提供证明后都感忿忿不平，莲山乡乡长吴一军特意跑到统战部办公室说：“胡部长不喝酒不抽烟，老老实实做事，事都不多哇一句，你们统战部还有人告他的黑状，真不应该！告状的人真不是东西！”县私营企业主、财神酱油公司老板巢中进说：“难怪鄱阳县出不了好人，就是因为多了秦桧这样的人！”事后，县长汪自安在我面前说了一句安慰话：“我们相信你，你和你几个兄弟在县里做工作踏踏实实，正正派派都是有口碑的，告你状的人那不是人，不要理它！”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树欲静风不止”，我只为我们党的干部队伍、我们县委机关干部中居然有这种水平素养的领导干部而感到羞愧和惋惜，而对程德标这种丑陋的人只感到可怜、可嫌！
让我深受感动的是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委统战部部长梅亦龙、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万坚、上饶地区政协联络处副主任兼地委统战部部长许明秋、副部长方志清，正是他们出以公心，体恤下属，给我以莫大的关心，提供了及时的支持和帮助，才使我工作开展得有成效，并且对我在县委统战部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同情，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他们作为省、地和上级部门的领导，所具有的以人民利益为重，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亲力亲为、务实高效的精神和作风，让我受益匪浅，也让我从精神上得到最好的安慰。
我想，九八年超历史的特大洪水，必定载入史册。在这个载入史册的大事中，我做的这一点工作，我的这一点努力当然算不上皮毛，微不足道，但我的努力得到了中央、省、地三级统战部的认可，更让我欣慰的是我的工作、我的信誉、我的人格，得到了爱德基金会这样一个在国际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型民间团体、慈善机构的肯定和赞许，相比那些邀功请赏，沽名钓誉之徒，我所受的委屈，无怨无悔。做为当年已经五十二岁的我，明明白白知道自己是行将退出政冶舞台的人，什么模范，什么先进；什么提拔，什么升官，何所求之？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以我血荐轩辕，我的一颗忧民之心得以慰藉。我心可安！
作于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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