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明代古匾,牵出闽粤赣诸多往事

石禄生1在品藏天下牌匾艺术馆所珍藏的，近三千片中华传统匾额中，科举题材的匾额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其他类型的匾额，大多也与科举有关；因为这些牌匾的题匾人，基本上都是“考而优则仕”的前科举优秀者、后来荣登仕途的朝廷官员。福建品藏天下牌匾艺术馆可见，在中国古代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是中华匾额文化的摇篮。事实的确如此，在隋唐以前，匾额文化虽源远流长，但却只是士大夫们附庸风雅的玩物，而在民间并不具有普遍性。后来科举制度确立了，读书的风气席卷大江南北，匾额文化也随之盛行起来。明代是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就连清代的科举规则基本上都是从明代照搬而来的。但因为时间久远的缘故，加之明清交替时期战乱纷飞，再加上读书人对封建政权更替时的恐惧等原因，导致明代遗留下来的科举匾额存世量远不如清代的。明朝科举考场从科举的角度出发，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品藏天下牌匾馆所藏的一块明代科举匾：“敦朴乐善”。此匾题写于明万历乙巳年，也就是万历三十三年（）。明万历乙巳（）年匾伍凤章冯天牧题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该匾的题匾人是广东大埔县的知县伍凤章、教谕（主管教育的官员）冯天牧；受匾人则是一个“冠带乡宾”，也就是有资格参加全省乡试的秀才，其人叫萧凤仪。关于题匾人和受匾人，我们暂且按下不表，稍后再谈。我们先来谈一谈明朝万历年间的社会大背景。我们都知道，近十年到二十年间，文化读书圈子有两本关于明代的书籍，火得一塌糊涂：一本是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先生写的《万历十五年》，另一本是网络作家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这两本书尤其是前者，对万历年间的明代政治生态，做了别开生面的大胆想象，并施以“春秋笔法”描述之。以上两位作者的“春秋笔法”，笔者自然只能望其项背。但这也给了我一些启发：明代历史之庞博与繁杂，一味追求系统性地阐述，未免过于枯燥，吃力不讨好。转而拣枝干来说，可也。明隆庆六年（年），10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登基了；这就是明神宗，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正是明神宗开启了赫赫有名、为时长达48年的“万历”年号。明神宗当皇帝的头十年，基本上不做什么决策。因为他年纪太小，头几年还不怎么懂事呢；后来稍微长大了一些，但也还没什么主见，几乎不敢挑战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大宦官冯保的“权威”。没错，张居正和冯保就是明神宗早年的守护者。前者是神宗的老师，内阁首辅大臣，军政大事裁决者；后者是神宗的生活大管家。此二人联手，很大程度上充当了神宗的“父母”角色。正是出于这种“天时地利”，一代名臣张居正刻不容缓地，对已经“病入膏肓”的明朝政治进行了为期十年的改革，时称“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为什么张居正的改革只持续了十年呢？因为他在第十年就死了。就算张居正没死，后来明神宗也成人了，必然要收回权力。所以，唯有这十年，是张居正的改革黄金时光。张居正的改革当然是全方位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无一不囊括在内。但我们在本文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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