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英(-),又名李桂洪,年出生于江西省寻乌县。年参加革命,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会昌县委妇女部部长和湘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在长征中担任中央卫生部运输连政治指导员,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新四军服务团妇女分队队长、师军工部政治指导员、华东军区卫生部直属政治处副主任。解放后,曾任华东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卫生部青岛疗养院副院长等职。年调南京军区,享受副军职待遇。
朱毛红军到寻邬破除旧俗童养媳
李桂英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4岁时父亲去世,她曾读过3年私塾,终因家境贫寒而辍学。迫于生活压力母亲忍痛将她卖给别人做童养媳,在那里受尽了生活的磨难,却也因此养成了坚韧顽强的性格。年,毛泽东、朱德率领工农红军来到寻乌县,李桂英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剪辫子、放小脚,解除童养媳婚约,成为寻乌县破除旧俗的第一女子,并被选为村妇女干部,由于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工作开展卓有成效,李桂英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很快于次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李桂英带头参加红军,次年同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戴元怀结婚。年9月李桂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春,李桂英带头参加了红军。为了号召更多的人走上革命道,她积极向群众宣传:“虽然目前穷苦人民获得了解放,分得田地,但决不能安于现状。只有参加红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劳苦大众才能彻底翻身做主人”。在她的动员号召下,当地许多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
随着反“围剿”斗争的不断胜利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在她的积极发动和组织下,仅几天时间就动员了多名青年参加红军。由于出色地完成任务,李桂英先后被授予中央苏维埃政府奖以及中央政府“扩红模范”光荣称号,并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亲切表扬。
战略转移举长征三十女红她其一
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撤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李桂英参加了长征,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有名的30位女红军之一。长征途中,她担任中央卫生部运输连政治指导员,带领全连多名战士运输卫生器械,以人力搬运着一个“医院”前行。他们日夜兼程,紧跟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在沿途险恶的战斗中抢救伤员。
早年缠足的影响使李桂英的脚不如常人灵便,但她总是身先士卒,严于律已。每天她比谁都起得早,又是帮房东担水扫地,又是检查纪律、做善后工作,还要悉心照料战士们的饮食起居。由于粮食紧张,每人每天路上只发一茶缸米饭,李桂英常将自己的那份让给战士吃。自己却偷偷以野菜、野果充饥。有一次,8名男战士搬运着连里最重的仪器(一台重达斤的X光机)艰难地翻越高山,由于体力不支实在难以坚持,他们便把仪器撂在了半山腰。李桂英为了不耽误行程,毅然带领连里的女同志们奋力将机器抬上了山顶。就这样,凭着顽强的干劲、高度的责任感,李桂英出色完成了长征途中党和上级交给的运输任务。
临危受命留川南宣传群众鱼水依
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同年2月9日,中央红军各军团集结于云南扎西。党中央召开了扎西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部署,决定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打击牵制敌人,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安置伤病员,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扩大游击区。2月10日,中央军委颁发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并决定在缩编的同时,抽调多名红军干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团第五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数名修枪工,与川南地方党组织建立的叙永特区游击队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央抽调徐策(原红三军团五师政委)、余泽鸿(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原八军团民运部长)等五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由徐策任书记,直属中央领导,负责领导川滇黔边区创建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和地方工作。
在留下组建游击纵队的红军干部动员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到会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他给干部讲了当前国内外形势,明确指出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任务:一是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二是安置和保好伤病员。三是建立革命根据地。针对一部分人不愿离开大部队到游击纵队去工作的思想情绪,他热情地鼓励大家留下来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李桂英是被选派留下的干部中的一员,聆听了周恩来的动员报告后,感到倍受鼓舞,表示一定要坚决服从中央分配,留下坚持斗争,创建新苏区。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诞生后,队伍立即从扎西插向川南腹地,开始展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以迷惑和牵制敌人。川滇黔边区消息闭塞,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造谣污蔑红军,使一般群众最初对纵队都心存疑虑,认为红军是土匪,采取回避、观望的态度。特委和纵队党组织发扬中央红军的优良传统,深知红军游击队与群众是鱼水相依的关系,离开了群众,纵队就寸步难行。特委高度重视群众工作,专门设有地方工作团和宣传队,李桂英被分配在纵队机关工作,担任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政治部没收委员会主任等职,具体负责宣传、发动群众。她与同时调来纵队的另一位女红军(司令部秘书、特委党总支书记、政治部宣传队长)甘棠一起,每到一处,除完成作战任务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率领纵队宣传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和纵队的斗争纲领,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与革命积极性,消除人们的顾虑与恐惧心理。由于群众工作开展卓有成效,红军纵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有力地保证了纵队在川滇黔边区顺利地开展游击战争。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灵活机动、出其不意的作战方式成功地迷惑、牵制住了敌人,为中央红军回师黔北、取得遵义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年3月24日,纵队迂回前行至兴文县大石盘山上,被跟踪而至的强敌包围。纵队腹背受敌,情况十分危急。川南特委组织部长戴元怀毅然挺身而出,带领司令部通讯班战士用短枪阻击包围过来的敌人,吸引敌人火力,掩护纵队向大雾笼罩的山顶撤退。激战中,戴元怀和通讯班十余名战士不幸壮烈牺牲。李桂英目睹亲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心里万分悲痛,欲冒险前去抢救,被同志们拉了回来。纵队边战边退,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进入威信县境。
丈夫戴元怀的牺牲使李桂英的精神遭受很大的打击,心里非常痛苦。纵队领导见特委宣传部长余泽鸿与她有着相同的遭遇(余泽鸿的爱人吴静焘牺牲在中央苏区),为了使俩人走出痛苦的阴影,在生活上彼此照顾,纵队政委徐策亲自出面做双方思想工作。经组织批准,李桂英与余泽鸿结为革命伴侣。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穿插作战,李桂英和甘棠采取各种形式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她们经常访贫问苦,和颜悦色地跟穷人促膝谈心,启发他们的觉悟。在重要场镇(特别是逢场天),在街头闹市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或演出活报剧,有时还搭台演戏,以简单的化妆、生动的表演吸引男女老少观看,寓教于乐。她们还带领宣传队在醒目的墙壁和岩石上书写革命标语,留下振奋人心的宣传口号。为了达到迷惑和威慑敌人的目的,她们巧妙地将标语口号的落款冠以不同的名称和番号,时而是“红军”,时而是“红军川南游拥”,时而是“红军川南拥支”“红军川南五”“红军黔北宣”等等。她们还旗帜鲜明地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贫苦农民做主,惩治当地恶霸。经过这些不懈的努力,红军游击纵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爱戴,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游击纵队。
群众掩护得生子痛辞爱子返纵队
年11月,李桂英已身怀有孕,艰苦的战斗环境,对李桂英行军打仗已十分不便。组织决定由甘棠陪同她去余泽鸿的家乡长宁梅硐乡隐蔽,同时纵队留下部分同志开展地方工作,成立了中共梅硐区委、农会、游击小组和妇女小组。由于群众基础较好,李桂英和甘棠住在当地百姓家里,受到热情接待和悉心照顾。她俩很快融入当地群众中,经常就近宣传党的主张,讲述红军领导穷人翻身闹革命的事迹。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不断派兵前来搜查,情况十分危急。当地群众为了更好地保护李桂英和甘棠,将二人带入深山,白天隐藏在密林深处和岩洞里,他们则在附近砍柴割草,加强保护,深夜才将她们接回家中居住。两个多月来,在当地群众的大力保护和照顾下,李桂英与甘棠在敌人眼皮底下一次又一次地脱离了险境。
年1月,李桂英在余泽鸿老家的地窨子中生下一名男婴。为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并保护革命后代,李桂英将出生仅几天的孩子寄养在当地百姓家里(孩子9岁时意外死亡),与甘棠一起重新返回游击纵队。返回后,她才得知丈夫余泽鸿已于年12月15日在江安县牛厂坡壮烈牺牲了!在川滇黔边区的斗争中,李桂英先后为革命献出了两位亲人。但坚韧顽强的她并没有被击垮,反而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她向特委表示,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同纵队一起坚持战斗到底!
队伍打散被俘虏严刑拷打守秘密
年6月,蒋介石对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再次实施残酷的“三省会剿”。在三省数万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围追堵截下,纵队奋力拼杀,历尽艰险,最后只剩下多人。战斗日益紧张激烈,作战环境异常艰苦,几乎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李桂英和甘棠跟随部队爬山涉水,风餐露宿,鞋穿坏了,就用旧布缠着脚板行走,脚底上磨起了一个个血泡,仍然咬牙继续坚持。
11月26日,红军游击纵队来到野腊溪,部队正在一处农户家里休整。敌军闻讯追随而至,包围了红军纵队的驻地,两挺机枪对着屋里疯狂扫射。纵队司令龙厚生急忙带领大家奋勇突围,队伍被打散。李桂英、甘棠被敌人俘虏,特委书记、纵队政委刘复初也一同被捕,李桂英和甘棠被关押在昭通敌旅部。关押期间,敌军头目多次严刑审问李桂英和甘棠。但她俩审慎而机智地与敌周旋,始终严守党组织和纵队的机密。敌人在审问李桂英时,问:“你是哪里人?为什么要参加红军?”李桂英答:“我是江西人,是童养媳,是从小就受尽苦难的穷人,参加红军是为了求解放,使穷苦大众能过上好日子。”敌人又问:“你有没有文化?”李桂英答:“我没有读过书,在部队当宣传员。”敌又问:“你不会写字,怎么当宣传员?”李桂英答:“我是帮着提石灰桶子的。”敌人问来问去,始终没问出什么结果,只得给二人扣上“红军宣传员”的帽子监禁起来,后被关进重庆反省院。
组织营救方脱险重返前线把功立
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空前高涨。党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年9月,经过谈判努力和中共四川省委的营救,李桂英、甘棠获释放出狱。李桂英经罗世文(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介绍到中共长江局报到,在湖北武汉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热情地安排她到招待所住下,在这里她见到了邓颖超大姐,便向她汇报了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情况。邓颖超听完后深情地说:“你们受了不少苦,太不容易了,这次就不要到延安了,我们成立了新四军,你到新四军去。”她还对李桂英开玩笑道:“江西老表回江西。”年元旦,周恩来在宴请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周子昆、张云逸等同志时,把李桂英介绍给他们,并赞叹道:“这就是李桂英同志,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
抗战期间,李桂英先后担任了新四军服务团妇女分队长、地方工作团分队长、教导总队八队队长、皖南特委妇女部长。她在做好宣传抗日、发动组织群众参战的同时,认真贯彻执行党对农民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她和新四军军需处处长罗涛一起带领部队坚持战斗四个月,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辗转千里到达苏北盐城,把一大笔党的经费安全送到了重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对此,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和代理军长陈毅高度赞扬他们为重建新四军立了大功。
李桂英回到新四军后,先后担任了新四军一师政治部妇委会书记、新四军一师后勤部总支书记、新四军一师军工部政治指导员、苏浙军区直属队总支书记等职。在险恶的战斗环境中,她不怕艰难困苦,积极组织军工生产、发动群众做好后勤服务工作,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被新四军一师军工部评为工作模范,并受到粟裕师长的表扬和嘉奖。
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李桂英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工部政治协理员、关东疗养院总支书记、华东军区卫生部直属政治处副主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在此期间,她积极组织群众,带头开展生产自救。在年荣立二等功,被授予“二等模范”光荣称号。新中国成立后,李桂英因在红军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卓越表现和突出贡献,分别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八一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她先后担任了华东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部副部长,华东军区军需工会筹备委员会副主席。
年复员后,任中央卫生部青岛疗养院副院长。李桂英始终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由于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完成任务出色,她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嘉奖。年,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时期的女同志重新收回部队,李桂英被调到南京军区,她主动将全部复员费元作为党费上缴,受到了总政的表彰。
在十年动乱中,李桂英坚持党的原则,反对“四人帮”阴谋纂党夺权,遭到了残酷打击迫害。她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双目失明。但她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并以顽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精神,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同疾病进行不懈的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桂英获得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军功勋荣誉奖章。
李桂英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中,她忠于党和人民,兢兢业业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年2月10日,李桂英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90岁。
来源:长宁发布
原标题:《忠于党和人民!她是了不起的革命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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